徐万年在北京中华民国政府任职时，在北京九龙壁留影。
□首席记者于茂世文图
引子
“熊秉坤？那是胡说。”
81岁的徐平海女士身板硬朗，是首义元勋徐万年的女儿。坐在南阳市宛城区英庄镇橡子树村的自家小院，躬耕一生的她说起学界争执不下的“辛亥革命第一枪”，从容不迫地否定了“熊一枪”，也否定了程正瀛等：“在家里，父亲很少讲他革命的事儿，还是上边让写东西，哥哥（徐仲义）代笔，孩子们这才知道‘第一枪’竟然是他老人家首先打响的。”
于是，有了徐万年口述、徐仲义整理的“是夜（10月10日）三鼓，君（徐万年）于右旗门首鸣手枪者再。工程营及右旗应声而出……”
于是，有了“二次点名后，万年在右旗门口开放手枪，右旗同志即携枪而出。万年即派刘学均、张国栋、丁振东、马云卿、林鹏飞、刘德乐诸同志，打（攻下）通湘门，迎接炮队……”
“三鼓”、“二次点名后”首鸣手枪，到底是在几点钟？
熊秉坤的某些回忆，将工程营率先发难的时间，说成“10月10日晚7时许”。
徐万年却说“首鸣手枪者再”后，“工程营及右旗应声而出”。
“辛亥革命第一枪”扑朔迷离。
【“时已七时，枪声二出”】
相信徐万年的“家史”？还是相信当下“国史”里“熊一枪”的“权威说法”？
纠结其间，不能自拔。尽管写的是《辛亥革命元老徐万年》，却总是很少着墨他在武昌首义、阳夏保卫战如何奋勇当先、指挥若定，乃至做过袁世凯、黎元洪政府的高官、将军，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参与筹建黄埔军校……
深陷在“第一枪”的漩涡里。
否定“熊一枪”或工程营的“第一枪”吧，找不到铁的证据；肯定徐万年的“第一枪”，同样找不到铁的史料。
纠结之下，忽然收到袁海东传来的湖北革命实录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
其中《徐万年经历》（标注：1913年1月4日收到。此件共两种，一为王泰临据徐口述所作的报告，一为徐自撰稿，文字稍有差异。这里采用的是自撰稿，据王泰临报告校补）云——
“前年五月（辛亥年五月），谭人凤到鄂，开议举义日期，由万年集合各营同志，发表大总统孙文、总理刘湘（刘公）、军武部长孙武、特别联络委员谭人凤等愿书（写明志愿的文书）名称。八月十五、六、七等日，前清鄂都瑞澂将子弹运赴荆州驻防，有尽收子弹命令。万年遂往各营，秘密坚嘱须从速起义。当未发难之先，其编制二十人为支队，三支队为一大队，三大队为一同心，三同心为一协力。十八日（1911年1月9日）……事机泄露，拟先由炮队于十八夜起首，因恐城内步队不知接应，乃约邓玉麟照料炮队。万年遂于十九日（10月10日）清晨进城（武昌城），往各营内秘嘱各同志准备，以‘若不及时大举，则名册被抄，将尽受诛戮’等语促之。十九日，又秘派冯征远（首义甲等有功人员）赴各营，授意起义钟点，下午三时至七时。始行布置完善。是夜，（以）万年在省城右旗门首鸣手枪为号。发难时，即以编制队名‘同心协力’为号令。彼此各以队名呼应，不另发口号。时已七时，枪声二出。工程营及右旗各同志遂同时倡义。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并迎接炮队进城，攻毁前清鄂督署。”
1913年1月4日，距首义之日只过去1年两个月时间。
是时，当事人俱在，实录馆征集，《徐万年经历》史料价值，自是最高——
1911年10月10日晚7点，徐万年“枪声二出”；“枪声二出”之下，有了“工程营及右旗各同志遂同时倡义”。
同一时期，也是实录馆征集的，无论是熊秉坤，还是工程营其他同志的史料，言及八月十九日事，约略都是：“十九日午后八时，本排排长陶启胜见瀛（程正瀛）及间壁棚内之金君兆龙形迹可疑，急叫拿住。瀛见事已露，即趁此机，将该排排长枪毙”。
实录馆征集的熊秉坤与工程营同志的这些最初史料，不但不言“第一枪”，其枪响时间，也比徐万年“枪声二出”晚了约1个小时。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武昌首义在中华民国开国史上的意义日益涨大，熊秉坤关于工程营起事的表述也逐渐发生变化。
改变的一个关键点是，熊秉坤1914年7月在日本东京参加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成立大会，在一次聚会上，孙中山指着熊向在场者介绍：“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