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1919年，河南贡院号舍（位于现河大明伦校区内）。当时共有号舍10009间。
（美）甘博摄影 记者盛夏翻拍
“河南贡院——千年科举之最后站台”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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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姚伟实习生鲁冬冬
二十世纪初的几年，河南贡院空前忙碌。从1902年八月到1904年三月，约一年半的时间内，这个贡院要举行四场乡试，两场会试。平均三个多月，就会有万名秀才或举人从四面八方汇拢而来。按照老习惯，他们会提前不少天赶到考试地，考完也会滞留一段时间。这对当时的开封来说，无疑是一大商机，可称之为“科举经济”。
最先感受商机闻风而动的，大约是书商。据河南大学档案馆副馆长陈宁宁介绍，当时的报纸曾有这样的报道：“上海开明书店派人携新书20余箱，计200余种，来汴售卖。旬日间，顾客盈门，售出颇多。”经过这种早期试探，更多的书商前来跑马圈地。没多久，省外书商如百城书馆、龙文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等纷纷抢滩开封书店街。与此同时，各种新式文具店，如振华阁文具店、德玉祥书签铺、钢笔大王义聚奎、鲍乾元笔墨庄等也先后热热闹闹开张了。
据说当时全国最大的私人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反应较慢，迟来一步，书店街已好址难寻，于是另择东大街铺面设立分馆。但他们毕竟实力雄厚，派来20多人，租了五间门面，店铺布置有序，经营各类课本、中外图书、报纸杂志，生意很是红火，吸引文会书房、儿童书局、广益书局、中华书局等前来择址经营。
这些外埠书店的到来，促进了新思想、新文化在河南的传播，为地处内陆、略嫌闭塞的河南打开了一扇扇窗口。
商机不只属于书商，旅馆、餐饮、交通运输等都受益匪浅。更为重要的是，连续两年的会试，开封荟萃天下俊杰，吸引全国目光，成为一段辉煌的记忆。
著名作家张清平在《中国科举考试终止之地》中，设想当时繁华，写得颇为生动：
“两省乡试，赴考的士子数万人。两科会试，全国赴考的举子数千人。和他们一起到来的，有国家负责考务的官员，各路钦差大臣。还有应试者带来的仆役、伙计，随之而来的贩夫、商贾，钱庄、书铺，唱戏的优伶，卖笑的艺妓……
数万外乡人齐聚开封。从考前到考后，他们停留的时间长达数十日。
所有这些人的衣食住行得要多少人为之提供服务？他们需随身携带多少银两才能保证考试期间的生活所需？
运河码头，舟船往返，开封城中，人头攒动。
那是有宋以后，开封最后的辉煌。”
“文曲星”有了新标准
1902年~1904年，每隔几个月，河南贡院就有一场“大比”，这样的频率，1300多年科举史前所未有。河南贡院狭小的号舍，迅速“催生”众多举人、贡士（获得殿试资格，必然成为进士），数量之多，也是前所未有。
考取举人和进士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录取数量之少，超乎想象。河南贡院三年一次“大比”，每次选拔71名举人，平均算的话每年24名，单从数量看，考举人的难度，远远大于现在考清华北大。清代各省乡试录取额是有明文规定的，河南的录取额度，在全国算中游，最少的是贵州，三年录取30名，最多的是顺天乡试，每科160名。考中后半年多，这些新科举人，以及此前各科举人中没考中进士的，共同参加会试，每科会试录取额约300名左右，难度更大。
因受庚子之乱影响，前一次科举考试被八国联军推迟了两年，原本三年一次的“大比”，变成了一年一度。更兼顺天乡试和全国会试“借闱”河南，从1902年八月到1904年三月，一年多时间，河南贡院举行了两次顺天乡试、两次河南乡试、两次会试，录取举人460多名，贡士（不久就是进士）600余人，对于他们来说，河南贡院无疑是块儿福地。
按照范进老丈人的说法，考中举人即是“文曲星”下凡，那两年，“文曲星”可是扑通扑通往河南贡院掉。
不过，那两年的“文曲星”，跟范进可不是一款的。范进一心科考，别无兴趣，穷一生精力钻研八股文，考中举人，再考中进士，直到做了山东学道，竟然不知道苏轼是何许人，以为是明代秀才。1901年，被八国联军刺激后的清政府推行“新政”，科举考试的试题进行了重大改革，废除八股文，出题范围也不再局限于“四书五经”。前些年，高考试题“大综合”、“小综合”的稍有改变，学生高考成绩就大不一样，而清末科举新政命题改变幅度是非常大的，选拔的自然是“新款”“文曲星”。
改革后的科举考试，不管乡试、会试，都仍考三场，第一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第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篇，第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以上一切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
废除八股，采纳现实问题为考试题目，这是极为重大的变动，当时有西方人士评价说，“毫无疑问是科举考试制度中的一次革命”，“大概可以说，此次改革实际上是非常完全的”。
从各省乡试以及会试的考题看，大多结合新学和时务，关注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被认为“已有现代文官考试题目的雏形”。顺天乡试被认为是最能代表朝廷风向标的，其1902年第一场第一题《宋仁宗诏天下州县立学行科举新法论》，显然与正在进行的科举改革相关；1903年第一场第一题《汉初驰商贾之律论》则显然与拟议中的放宽经济自由密切相关。其他如1903年河南乡试题目《中州形势论》，陕西《王猛治秦论》，广东《武以侠犯禁论》（估计与革命党活动频繁有关），都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现实意义。
最新颖的科举试题，是第二场的“各国政治艺学策”，做这种试题，需要开阔的眼界和新锐的思想。如1903年会试的题目，《泰西最重游学。斯密氏为英大儒，所论游学之损，亦最挚切。应如何固其质性，限以年例，以期有益无损策》，题目很长，简言之，是要求探讨中国人留学如何能“有益无损”。
顺天秀才闹河南考场
确定顺天乡试和会试“借闱”河南后，朝廷派出一批礼部官员前来开封，在东板棚街设立了“礼部办考公所”和“会试提调行台”，直接领导河南贡院重大考试。即便如此，在开封举行的第一次顺天乡试还是出了问题，考官与考生爆发冲突，考生痛打考官，不经点名搜检，一拥而入、冲进考场。这是科举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被称为“举子闹考”。但其实参加乡试的是秀才，准确地说，应称为“秀才闹考”。
顺天乡试，是全国各省乡试中最为特别的。明清两代北京地区称为顺天府，辖五州十九县，混称为顺天府二十四州县，隶属直隶行省。顺天乡试不是顺天府，而是直隶行省的乡试。据开封劳潍先生撰文介绍，这个乡试主要参加者是直隶秀才，选拔的举人大部分是直隶人，并且第一名即“解元”必须是直隶人。但不同的是，各省贡监生、小京官、吏部候补候选、各馆校录誊录等，也都可以参加该乡试，考生成分十分复杂，因此不好称为直隶乡试，只好名之为顺天乡试。
从上述可以看出，参加顺天乡试的考生比较牛，不少人有头有脸、见过世面，不像河南乡试，大多是穷秀才。大约也由于这个原因，有清一代，顺天乡试出问题最多。
不过，顺天的秀才们来开封时是应考的，不是来找事的，如果没有意外，也不会酿成前所未有的骚乱。开考当日，他们按照规矩凌晨起床，赶到考场外排队等待点名、搜检、入场。当年参加顺天乡试的有8000多人，分三路十二起点名入场，由于搜检严格，进场十分缓慢，到八九点钟，第六起尚未点完。对于等待了七八个小时的人来说，心情难免有些焦躁，都急于早点入场，也因害怕点名没有听见耽误大事，精神高度紧张。就在这个时候，安排进场顺序的号灯挂错了，考生挤成一团，造成秩序大乱。
开封的劳潍先生，曾专门撰文分析这次骚乱的原因。他认为，刚发生混乱时，如果及时疏导，并不会造成大乱，然而贡院把门的官吏骄横惯了，威风十足地弹压考生，令士卒用皮鞭抽打挤成一堆的秀才们，导致一些考生“血流满面”。混乱让进场速度更为缓慢，时近中午，头上艳阳炙烤，心中五内俱焚，贡院西门的考生情绪突然失控，他们挥舞竹竿，将负责搜检的臬台赶出贡院，另外两门的官吏面对激愤的考生无可奈何，怕引起更大的骚乱，被迫回避。考生一拥而入，聚集于明远楼静观后果。
主考官们惊魂甫定，怕承担更大责任，只好免去点名、搜检程序，让考生领卷各入号舍开始考试。
这场骚乱最终被糊弄过去，既没有追究考生责任，也没有追究考官责任。科举考试出了这么大的事而不追究责任，也是前所未有的。大约大清国已病入膏肓，对科举考试管理大为放松，有人认为，“考试场规如此松弛，这实际上预示着科举制的灭亡”。
此后在开封举行的五次考试，汲取了这次顺天乡试的教训，考场组织严密，再也没有出过纰漏。
1903年八月，全国各省按期举行三年一度的乡试，而因顺天乡试仍“借闱”河南，河南乡试被迫推迟到当年十月，因1905年即废除科举，这成全国最后一次乡试。这次乡试中举的人，搭上了参加末代会试的末班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