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贡院执事楼（系十年前重建），末代会试办公、改卷的地方。
“河南贡院——千年科举之最后站台”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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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姚伟实习生鲁冬冬
“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这样的题目，如果找个名嘴在百家讲坛批讲一番，定会吸引不少眼球。事实上，这是1904年会试考题，在河南贡院狭小的号房里，考生必须有开阔的思路和眼界，才能脱颖而出。
废八股、改策论，极大改变了科举的面貌，很遗憾，科举的性质并没有改变，还是选拔官员的制度。当官太有吸引力了，有科举，天下读书人就看不见别的。所谓“大树底下不长苗”，在科举这棵大树下，学堂这棵新苗长得瘦小枯黄。千年科举与新兴学堂之间矛盾纠结，无法兼容，甚至势不两立。
1904年的会试，还有一道关于兴办学堂的题目：
“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题目如此之长，显然是为了强调兴办学堂、培养人才的意义，不管考生如何立论，都要论述兴办学堂是当务之急。这似乎有一层教育考生的意味。那两年，虽然官方大力提倡，读书人却并不把学堂当回事。在科举无与伦比的吸引力之下，学堂暗淡无光。各省学堂办了起来，却没有人愿意上，即便“威逼利诱”招来一些学生，也是“身在学堂，心向科举”，朝夕苦攻策论。全国学堂的榜样——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也不例外，会试临近时，学生纷纷离开北京，赶往开封，“校舍顿空其半”。
夹在学堂和科举之间、最为纠结的人，可能是张百熙。此人时任吏部尚书，既是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奉命制定新学制，又是1904年会试的总裁（主考）之一。京师大学堂学生纷纷前往开封赶考之时，他试图出面阻止，但学生并不服管：大人先生尚且奉旨主试，为何禁止吾辈赴试？张无言以对，只得听之任之。
在科举与学堂的重重纠结中，1904年的会试如期来到，但张百熙等主考都已意识到，他们看到的，将是千年科举蹒跚离去的身影。
“末代”进士需进学堂“回炉”
1904年三月，会试如期在开封举行。河南贡院出现了六位省部级以上高官：大学士裕德、吏部尚书张百熙、左都御史陆润庠、户部尚书戴鸿慈、内阁学士熙瑛和河南巡抚陈夔龙。前四位是主考，后两位负责管理会试事务、维持会试秩序。
千年科举史上，为增加权威性，主考官的级别越来越高，到明清时期，会试考官的级别已高得没法再高了。这足以说明科举考试的重要性无与伦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