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份，我错过了国内本科入学十年纪念。在英国上不去5460同学录，偶尔在msn碰到同学，才聊起来那次十年聚会的情形。

后来看了一个同学博客，印象最深的是，中文系同学是集体租车去了昌平园(当年北大校舍紧张，94年开始，一年级文科新生在北京昌平县分校，后来该制度取消)。回来的时候，很多人蹭光华管理学院或者经济学院同学的小车回家。

我就是中文系毕业的。

　你还是没有变

中文系很多人做媒体，连我这个转投科学门下的中文逃兵，也自诩有“媒体情结”，在英国业余保持写作习惯。此次回国，拜访了很多做媒体的同学，有点寻找参照物的意思。

广州的南方报业和广州报业就成为当年很多同学南下的目的地。当我跑到广州的时候，发现两个同学，一个已经是政府宣传部门的副处，另一位是南方素以敢言闻名的报纸的主任了。

在官本位氛围之下，快三十岁的我，也有些喉咙头发干。这次回国之后，见人吃饭无数，也渐渐注意买单的是哪一位，先来后到的有些谁。

在深圳时候，一位同学约我吃饭。她毕业就工作了，换了好几家单位，现在打算出国读PR(public relation：公共关系)。当我出现的时候，她大叹我没有变化。我挺乐意从别人的口中，听到自己过去的样子。这一句没变，却让自己略有白活的感觉。

吃饭时候谈到一位同学，学术潜力股，当年成绩专业前三名，正在日本东京大学读文学博士，回到广州大家给他接风洗尘，结果他自述荒废了一年，无心做论文，大谈日本的风月。

我如心电感应一样地大笑起来，其实，从2005圣诞节到现在，我也荒废了一年多。校园生活，是一杯苦茶，没有烟酒刺激，但是养颜葆青春。只是喝不惯的，越喝越苦；喝出味道的，苦尽甘来。

只有不知滋味的，肚子越喝越胀，直到喝不动了，才明白自己不喜欢。而我和东大的同学刚好在摸着肚子品滋味，想想下步怎么走。

　读书和学术

记得本科时候，一位老师说，你们毕业之后，我只有一个要求：十年后相聚，希望每个人可以读完一本书。

我完成了这个作业。我相信大多数中文系同学都会完成这份作业。读书似乎是我们这个专业的强迫症。我身在海外，常看本科同学的博客。虽然中文系一进来就宣布：我们不培养作家。时隔多年，我发现很喜欢自己同学写的东西。

的确，创作是靠才华，不是靠一个本科文凭。不过，中文四年，大量的阅读，潜移默化之下，每个人多少埋下了一些素质。身在媒体，我对比阅读不同背景人写的东西，中文系同学，文章风格，比较雍容大度，心底比较平坦，少有抖机灵或者剑走偏锋的姿态。

学术呢？90年代末中国，“人文精神”讨论是文化界对GDP中国最后一次正面冲锋。我们在这次冲锋号角的余音中，为学术兴奋了四年。

我是少数几个出国的人，也是少数继续为学术兴奋的人。我联系了一位在大学做讲师同学，他曾经是我的下铺，做了我敬仰的研究：文字学，在音韵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

电话里，他说自己钱不多，在北京买不起房子。一打听居然每个月有七八千收入，着实不少了。要知道现在北大的普通讲师，也远低于这个数。这个收入在北京当房奴，还是很吃力。好在同学定力一流，不是常人可比。

回到老家，碰到一位在芝加哥大学读考古学的朋友，问及毕业打算，他毅然决然地说要回来，“在中国，我是主流。我可以用中文写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其决绝的神情不亚于当初慷慨赴美，我笑他颇具“学霸”风采；不日，另一位在哈佛读人类学的朋友，也打电话给我，说自己准备7年拿下博士。

我们三人同一个高中出来，在同一所大学求学过，所读专业在文史哲之内，按照中国传统，是不分家的。记得一次从西安到北京的火车上，一个同龄人问我，你们这些中文系、历史系，还有考古，研究有什么用？

我略加思索，语调沉稳的说，这些学科有点像守墓人角色，造访的人很少，但是你想知道过去，总是回来找我的。

现在想起这个“守墓人”的比喻，我突然有些羞于下笔，很佩服自己当时的沉稳。

回头想想自己的大学，进去的时候，它是一座城堡，离开的时候，它是一座城堡的影子，留在身后。没有人是这座城堡的将军，而我是这座城堡派出来的刺客。

还有两年，就是大学本科毕业十周年。十年的时间，足以让很多人心中的城堡腐蚀成废墟。也许那时候很多中文系同学也有自己的车和房，不用蹭着别人的车子，赶去庆祝毕业十周年。(来源/BBC中国网，文/布里斯托大学语言心理学博士生 曾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