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高等教育界出现了哪些引发社会关注的事件、现象和政策？到底有哪些能成为影响中国高等教育进程的一分子？

本报特别采访高等教育研究专家、关注教育的学者、大学管理者以及资深媒体人士，他们对公众关注的热点以及没有注意到的现象进行点评，并分析影响高等教育进程的可能性。

无亮点说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教育与科普研究所所长 程方平：教育问题日益清晰明朗

今年高等教育的亮点不是很突出。很多问题都比较清楚和明朗，现在由坐而论道逐渐转向务实。大家都去做，声音就不像以前那么激烈。

比如，过去大家都说一流大学，现在看来一流大学不光是怎么学国外的，还有怎么把握自己的优势，中国人民大学把传统书院结合在自己的发展中，这个是很好的思考。

再如，高校行政化问题，前几年，大家从理念政策法规的比较方面关注得比较多，现在大家都关注实际操作。有的学校引进国外的校长，或者搞各种各样的改革。

我认为，高校过去的本科教育有点失去自我，高等本科的质量和特点应怎么把握，社会上关注得不多，但今年提得比较多。所以我个人感到很多高校由原来的消极应付评估变成现在的积极适应评估，因为评估是对教育教学改革的促进。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许纪霖：教育不能失去学术标准

今年国家推出了教授评级制，就是教授、副教授、讲师等分为几个等级。我们学校这两天都在评，其中教授分4级，这和工资挂钩。这个评级标准我把它称为国标，即国家级项目、国家级奖励。

这个评级制度会变成教育界没有学术标准，只有国家标准。为了在同一职称中达到更高的级别，教授以后会拼命去争取国家级项目，而没有办法安心做学问，这个弊端会慢慢显示出来。

对于今年高等教育无亮点的提法，我认为这并不是肯定也非否定，因为中国高教不能再折腾了。让教育回归教育、学术回归学术很重要，否则，大量精力都耗费在学术以外的事情上，教育还有什么希望？应该少点国家标准的东西，让大家耐心下来做学问最重要。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熊丙奇：在原来问题上的重新演绎

总体看来，教育是在原来问题上重新演绎。出现的一些问题、一直在提的建议，都给大家似曾相识之感，只是以新的形式呈现出来、借新的机会表达出来。

大学行政化问题最为激烈。首先是人事冲突，不管是张鸣事件还是张维迎事件以及安徽大学的魔芋大王事件，这些事情都是大学行政化的继续，并不是今年的新东西，而是进一步以更密集的方式显示出来。这给大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相信，这种现象还会继续接连不断地出现。高校官本位很严重，影响了大学作为社会灯塔的作用。这些问题暴露出来，可以让大家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高校行政化的弊端，但如果不能起到推动行政改革的作用，也就没有多大意义。

其次是行政评估。今年进入本科评估的高峰年，评估是教育界关注的重点之一。北大清华复旦同济都接受评估，而围绕评估利弊的争议不断。如何淡化行政评估，而强调市场中介评价，这是困扰高等教育发展的问题。

只有专科学历的谢咏被厦门大学破格聘为教授，只是当前教育制度下的“灵光闪现”，不具有普遍意义。客观上说，校长、院长个体，在当前有作为的空间，但这一空间比较狭窄，中国高校要改变当前行政决策力量过于强大并影响学术发展的状态，需要更多的来自政府的力量以及社会的力量来推动教育改革。政府一定要推动与学校的关系的调整，而不能固守当前这种关系。例如，减少对高校的行政评估是调整这种关系的重要方面。

高考改革依旧令大家关注。高考30年是今年又一大事件。在纪念高考30年中，反思高考制度的文章很多，对高考改革的建议也不少，但是，由于受到对教育公平的质疑，高考制度的改革很难全面推开。2006年，复旦、上海交大率先进行了自主选拔录取试点，今年招生名额从300名扩大到500名，算是改革试点的一大进步，但总体来说，高考改革尚未迈出实质性步伐。

贫困生上学难问题正逐步解决。相对来说，比较具有积极意义的高等教育事件，一是免费师范生政策。这给一些学生提供了免费读书的机会，同时可促进师范教育事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不发达地区的师资力量问题。二是国家加大国家助学的力度，这对切实落实“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贫困而辍学”有重要意义。但是，在解决贫困生上学难的过程中，民办高校学生的不平等地位和对贫困生采取评议方式确认等也表明，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更大的努力。

我们期待教育每年都能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并将这种变化导入一个良性循环。但是还有如自主招生、培养成本等问题没有进展。这些问题，其实需要我们总结以前改革的经验教训，在新的改革中，朝解决问题或者更好的角度发展，只有一步步沿着正确的改革方向迈进的改革，才可能使高等教育改革找到突破口，并由此推动整体改革。没有这样的改革，一味等待整体、宏观的解决方案，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利于中国教育发展的。

同济大学副教授 王晓渔：谢泳仅是个案

今年中国高等教育不进反退，近两年被反复批评的学术行政化愈演愈烈，希望学术行政部门去行政化就像盼望一个人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基本是不可能的。

像北京大学也迫于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的压力拆除三角地信息栏，说明“大学之大，已经容不下一个信息栏”。这种状况怎么可能有大师？即使有凤凰，在这种鸡窝里也多半忙着与鸡争食。

张鸣事件更能代表中国高等教育的普遍状况，而谢泳事件仅仅是个案，总而言之，两个事件都无法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影响，因为高等教育还是“由上而下”地管理，学者的抗争或者个别院校的微调只是死水微澜。尽管如此，陈丹青、张鸣等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批评，依然值得我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