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决策，及时果断地停止使用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结束全国范围的群众运动，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公报重申毛泽东作出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正确论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前的“左”倾错误，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会议回顾了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认为，毛泽东1956年《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既是经济规律的宏观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仍然有重要指导意义。明确提出了党的改革、开放任务及一些政策。

    全会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强调从调动8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的指导思想出发，讨论了加快农业发展的问题，决定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试行。全会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全会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遗留下来的某些问题。会议为1975年的所谓“右倾翻案风”、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同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错误结论。会议对民主与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会议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使党的统一领导和各个生产组织的有效指挥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的方法，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会议对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坚决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主义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会议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进行了科学的评价和论述。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

    全会增选陈云为党中央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地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历史的伟大转折载入党的史册。